教育界委员说“扩招”

民进中央副主席梅向明委员注意到，伴随着高校扩招，北京出现了普通高中招生热。他认为这种状况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教育改革纲要》中明确规定的义务教育以后的分流目标，使中等职业教育出现萎缩，未上成普高学生的勉强招上来又很不情愿。应该对这种不景气做实事求是的分析，“普高热”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原有的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仍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加大了毕业生的就业困难，根本原因还在中等职业教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高等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没有良好衔接，使得中职毕业生缺乏继续学习和深造的空间。

他强调说，义务教育后的分流还是必要的，因为学生不可能都进入高等学校。教育部门必须采取必要的行动手段，对高中阶段的教育结构进行宏观调整，使中等职业学校能够在较宽松的环境下顺利实行调整，引导职业教育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使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能够同样得到发展。千万不能使改革开放以来，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职业教育的办学条件和师资人才得不到保护，废于一旦。他建议在招生问题上，把高职校和中职校打通，使高职校招生录取打通。也要扩大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比例，逐步做到高职生源以中职毕业生为主，加入考核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并建立中职校优秀毕业生保送制度。在中等职业教育的调整阶段，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创业阶段，政府要加强教育部门与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协调工作，大力推进在全社会实行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制度。

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刘惠君委员认为，由于准备不充分，一些高校扩招后显得基础设施不足，教师超负荷运转，无暇顾及知识储备，科研的时间也相应少了。教学、科研是高校的两大阵地，这种趋势应引起注意。此外一些高校收费标准偏高，家境贫困的学生经济压力太大。此外交费降分入学，使部分新生质量下滑，难以提高学校整体质量。

针对这类问题，他认为应准确掌握扩招的幅度和节奏，拟定切合实际积极稳妥的扩招计划。根据实际办学条件和能力，合理分配扩招数量，渐进式地扩大规模，避免对教育资源的掠夺和使用，留有余地，减少收缩后的浪费。其次，严格招生标准，确立符合收入现状水平的收费标准。此外，强化管理，实施就业资格考试制度，向“宽进严出”的国际办学模式靠拢，对毕业生实行就业前的全国统考。同时大力推进高教改革，优化高教资源配置，明确分工，进行高校的重组归并，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分流高校扩招压力。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方廷钰委员就完善北京高中扩招提出几点意见。他说去年北京高中扩招不少采取择校方式，扩招的择校生都交了“教育补偿金”或“捐资助学金”，择校收取的费用比从前更高，数倍于我国中学生人均年教育成本。一些学校收取的费用相当于一个中型企业。据他了解，在当前教育经费、基础建设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这些收取的费用不开收据，容易滋生腐败现象，并未主要用于学校教育支出。另外，择校收费不规范，对学生家长和学生都带来精神压力，对学生的正常心理成长不利。